主要风险何在
一位知名会计师事务所人士介绍,个别中小银行的真实坏账率比想象中还高,仅他经手的就有一些坏账率超过10%,且还往往要求他们美化财务报表,“这样的生意我们不敢再接。” 前述《报告》显示,超过60%的受访银行家认为,其所在银行今后三年的不良资产率将不低于1%,且风险尚未触顶,尤其东北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其中,最可能爆发产能过剩行业的信用风险,且资产负债率高但盈利差、缺乏信用支撑,可能使得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叠加。2013年以来,城商行的关注类贷款比例从2%升至3%以上,少数银行(如汉口银行、柳州银行、潍坊银行等)甚至超过了10%。 “压力很大。”一位中部地区城商行高管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该行不良率1.3%,低于所在省的均值和全国均值,但仍不敢放松——“乐观估计,中部地区的拐点至少要等到2018年。” 原因在于,东南沿海的金融风险点暴露较早,2015年才传导至中西部地区,加之眼下推进金融去杠杆,又增加了新压力。 郑州银行行长申学清介绍,郑州银行一方面对不良贷款控新降旧,在机构、机制和薪酬奖励上完善配套;另一方面,新增贷款偏重于车贷、房贷等抵质押物相对充足的消费类贷款,并尝试借力郑州在全国特有的区域位置优势,深耕商贸物流业务。 “全球金融危机大多与政府债务负担过重、地产融资过度有关,银行业务必须对此有所控制,及早转型。”申学清表示。 洛阳银行董事长王建甫对记者表示,区域不同,压力各异,银行贷款结构与区域经济结构紧密相关,新增贷款必须因地制宜,尤其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后更是如此。相较而言,河南省内风险较大的是一些以煤矿等传统资源为支柱的地区,洛阳市经济结构尚好,洛阳银行的压力也略轻。 相对难防范的,是地方政府项目或地方国企的信用风险——前述会计师的银行客户中,一些地区经济结构以钢铁、煤矿等过剩产能为主,一家钢厂涉及十几亿元不良贷款,就可能拖垮一家小银行。 为此,中小银行普遍加强了内部管理机制,如对不良贷款的催收均从奖励制度转变为奖惩并行,从一线业务员到支行再到分行领导,各层级均采取严格挂钩、经济处罚和责任到人,甚至下岗清收。 “不但工资一层层扣,收不回坏账还会背着‘污点’承担终身责任。”一位客户经理介绍,有的不良贷款已历经了数任支行行长变更,至今仍在催收,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前述《报告》显示,过半数的银行家建议调整信贷行业结构,49.9%的人建议创新业务品种,优化收入结构。65.2%和42.3%的银行家分别认为应重点限制冶金业和房地产业,其次是限制造纸业、船舶制造业和石油化工业。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管理咨询总监王轶为认为,中小银行大多有地方政府背景,属国企性质,人事任命和信贷投向难以完全自主决策,一些产能过剩企业往往是地方经济支柱,不得不贷。 在董希淼看来,一批从农信社改制而成的农商行,主要受省农信联社管理,公司治理有待进一步规范,独立的监督约束机制、激励机制和风控机制正在形成之中,但往往“形似”而非“神似”,这是一个问题。 前述《报告》也显示,认为应减少行政干预的银行家达到16.3%。相比国有大行,中小银行在组织架构的健全性、职责边界的清晰度、决策规则和程序的明确性以及激励监督机制的有效性等公司治理方面,劣势明显。
警惕“金融僵尸”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调研发现,农商行的利润增速、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相比城商行稍好,源于其更接地气、机制更灵活。而城商行尤其中西部地区,已然如前所述产生了个别金融“僵尸”企业,濒临亏损。 从全行业看,城商行出现两极分化,有的逆势扩张,有的得过且过。 董希淼分析,银行盈利存在规模效应,所有金融产品都需要在设计、开发和营销等环节投入成本,小银行的客户规模有时候难以覆盖这些成本。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管理咨询主管合伙人张立钧认为,银行曾在经济上行和存贷利差管制等政策红利下旱涝保收,一旦经济下行,则必须以资产扩张来维持利润正增长,并消化存量资产质量下降对利润的侵蚀(拨备和资本要求)。但利率市场化挤压了定价空间,银行只能依靠增量(逆周期扩张)来生存,但这绝非长久之计。 一位省级监管部门人士明确表示,还在扩张的一些银行,表明其高管仍在努力。但个别小银行开始依靠央行再贷款度日,“破产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在申学清看来,流动性风险最为致命,郑州银行曾在上世纪90年代历经过重大挤兑事件,因而当前尤为谨慎。 具体对策,一是提升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加强财务管理能力,招募一批高素质人才尤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骨干人才;二是加强同业合作,在河南省内外参与或牵头成立同业联盟,加强共享尤其流动性合作;三是在内部建立流动性应急机制,每年进行流动性应急演练;四是加强和央行等监管部门沟通,有意识地提前预防。
王建甫也表示,“把流动性风险的弦绷紧了”。今年洛阳银行的金融市场部主责之一,便是为全行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尽管存款保险制度已初步建立,但银行间并购或濒临破产的银行退市机制,尚缺乏整套的应对细则。 亲历了我国唯一破产银行海南发展银行事件的始末,央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颇为感慨:从1998年进入清算程序已近20年,海发行至今仍未退市——如何界定银行破产?谁来主责清算程序?退出之后,股东、高管和监管层分别担负怎样的责任? 缺乏破产清算程序,诸多问题就悬而未决。且即使有了破产清算程序,若没有在实践中走一次,在法律和规则上将仍存在不确定性。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钱军建议,中小银行大多是区域内展业,对于地方龙头企业或政府投资项目、大型房地产项目,特别是涉及地方担保圈且地方财政难以覆盖风险的,都要高度重视。一旦风险爆发,要第一时间以存款保险制度来防止挤兑。然后寻找“接盘侠”,即通过并购或政府“收管”等将风险最小化。具体上,可由中央政府信用来消化短期债务、补充流动性、切断传染路径。 董希淼认为,以当前的存款保险制度的现状,还不足以支撑起银行机构的退市。更可能的是由其他优质银行来并购,“总要有人接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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